鲁迅笔下的文化脉络

字号: 名家作品文库  2017-10-30 13:01 来源:凤凰读书

  1 没有伟人及有伟人不知尊重的民族是可悲的 

  在中华民族的总体智慧中,孔子和鲁迅属于不同时代的两份最伟大,又各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对于已经,而且还在深刻地影响着和塑造着民族精神品格的因素,是不应该轻易废弃的。诚如郁达夫所说,没有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有伟人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尤为可悲。何为大国文化?就是由于一个大国能够以坦坦荡荡的胸襟,与时俱进地容纳多端。

  对鲁迅、孔子这两个伟人的论衡,必须在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新高度上确立健全的,而不是偏颇的立足点。关键在于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对这两份遗产重新整合,可沟通者沟通之,不可沟通者并存之,去弊择善,建立一种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层次,因而生气勃勃、与时俱进的文化机制。百川的姿态、水质都是不同的,世界上没有姿态、水质相同的两条河流,如果大海挑三拣四,它就不能成为大海。

  我并不否认,鲁迅在“五四”及其后一段时间,是反叛孔学道统的。1916年前后,《新青年》杂志针对袁世凯祭孔、康有为陈请定孔教为国教,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体制对世人思想的禁锢,曾掀起一股颇具声势的反孔非孔浪潮。这反映了宋明理学对孔子的阐释因僵硬而断裂,以及当时官方哲学因腐朽而崩溃,反映了一代新文化先驱者对摆脱中国文化困境的锐意求索。

  包括鲁迅以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在内的这代先驱者,都不同方式地承认孔子作为历史人物是伟大的,但又深恶痛绝地抨击由孔子思想蜕变而来的三纲五常不适于现代生活,尤其抨击权势者利用孔子偶像作为复辟的护符。圣人也是可以分析的,圣人的价值应在民族的图存和振兴中予以理性重估,这是一代文化先驱者留下的文明启示录。鲁迅大声疾呼:“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全都踏倒”的表述,是足够激烈的了,但细审鲁迅开列的陈年簿子的账单,并无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的踪影,足可以感受到在激进的深处潜藏着某种历史理性的精神。后人不应随意演绎,把鲁迅潜藏着的这种精神空间都堵塞了,那是肤浅和浮躁之过。

  这里并没有排除鲁迅思想和孔子思想同具某种东方文化的特征。他们都有一种入世用世的精神,一种为人生的态度。孔子非隐者,鲁迅嘲老庄,他们生逢糜烂时世,都于绝望中寻找希望,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有不计成败而追求真理的“过客”品性。他们在不同时代,成为中华民族实践理性的光辉代表。据记载,诸葛武侯庙有一集句对联:“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吾见其人。”还有对联是:“伊、吕允堪俦,若定指挥,岂仅三分兴霸业;魏、吴偏并峙,永怀匡复,犹余两表见臣心。”以及“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与。”这些都被认为“恰称身分,胜读陈(寿)承祚史评矣”。这种历史担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中国脊梁所构建的伟大传统。

  然而,鲁迅精神富于现实战斗性,孔子思想却带有中庸品格和相当程度的时代超越性。二者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鲁迅始终实践着他的诺言,不留情面地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孔子当然也关切年轻一代,认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但他更重视社会自上而下的礼乐秩序,“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其学说是当“王者师”,依附于上层政治势力的。而“西狩获麟”,则是春秋末世儒学命运的一个极妙的寓言,孔子叹息“吾道穷矣”,包含着他行道终生,无处立足的悲哀。他推崇上古盛世,尤其是周公礼仪,实际是为悬想中的理想国设计一套相当完备的政治、家庭、社会秩序的原则和人格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乱世,而是为治世而设计的。孔子周游列国,退而授徒述学,可以看作是儒学创建时期的一次“天路历程”及其最终归宿。

  春秋战国之世的几门显学,各有各的命运:老庄远世而传世;墨法讲究近期效益反而在汉代中绝,潜入民间;儒学入世,并为未来的治世设计蓝图,却享受了千年圣庙香火。平心而论,中国成为千年文明古国而不堕,成为礼义之邦而饶多儒雅意味,甚至士人阶层居四民之首而成为历代社会的共识,孔子之功是不可没的。

  2 鲁文化与越文化的异质性 

  中国早期学术,昌盛于春秋战国群雄割据之岁。这就使得文化母体,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性的子文化形态。燕赵齐楚,各领风骚,秦晋吴越,互竞异彩。老庄属于南方文化,商鞅韩非属于北方,尤其是秦国文化,孔孟属于邹鲁文化,墨子属于东夷文化,中国文化受地域因缘的牵系而形成了“七巧板效应”。

  鲁迅、孔子之异,不仅在于其时代性和个人气质,而且在于其承袭的文化地域性。《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整理原始经籍,他考察夏礼、殷礼的损益之处,说“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学源于鲁,是从周公、伯禽这个系统来的,所谓“周礼尽在鲁矣”。这是孔子将其学说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得天独厚之机缘。孔子祖先是宋人,上联殷商,因而其学说具有文质彬彬的形态。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他的家族传统是联系着“诗三百”。这就沉积成孔子思想学术的丰厚性,他崇仁非战、重义轻利,讲究忠恕诚敬,讲究礼仪等级,讲究以诗书礼乐治国。

  鲁迅思想的源头之一是越文化,古越文化是从夏禹系统来的,形态较为质实坚确。其特点是真实直率,反对繁文缛节,较讲血性与实干,自勾践卧薪尝胆之后,又带上一种复仇雪耻的内在强力。因而鲁迅早年在《〈越铎〉出世辞》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风骨峻拔奇峭,与他感受会稽的海岳精液和山岳气息,存在着深刻的人地渊源。他晚年写《女吊》之时,还忘不了乡邦先贤的一句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同,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鲁迅,反而写了鬼世界中诙谐可亲的无常,“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写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这些都是越地民间精神趣味和创造力的结晶。可见,鲁迅和孔子的乡土地理因缘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文化智慧和品性的不同侧面,相互间带有一定的异质性。

  孔子一生,似乎与越文化没有多少纠葛,除了在他晚年齐国想伐鲁之时,他的弟子子贡游说列国,导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尽管《史记》对此举大事记载,《论语》却只字不提,而源自孔府档案的《孔子家语》却在后面加了一段孔子的话:“夫其乱齐存鲁,吾之始愿;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之也。美言伤信,慎言哉!”这显然是儒门后学或孔府后人加的,孔子本人见不到“吴亡而越霸”。《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伐吴外传》却有一则故事:

  越王(勾践)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王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越王喟然叹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辞而去。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越王勾践灭吴、诛大臣、称霸是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及其后,二者年代不相及。孔子不能死了六年后复生,南见勾践。但它可以当作一则政治文化寓言来读。它说明发源于鲁文化的孔学与越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去颇远的旨趣、色彩和习性,在弱肉强食的战时环境和封闭自守的文化心态中,是难以相互沟通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缺乏对不同文化因素取长补短,加以融合创新的魄力,越国的霸业才会很快就凋萎。这就难怪引起李白《越中览古》诗中无限的感慨了:“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唐人窦巩《南游感兴》还剿袭李白诗意,写道:“伤心欲问前朝事,唯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

  鲁迅思想自然不能等同于古越文化,它是二十世纪前期中国人面对世界强权和民族危机之时,对自己文化深度反思和创新建设,尤其是对自己文化传统弊端进行空前深刻的解剖的结晶。因而它带有明显的现代性,这一点非孔学所能比拟。当民族积弱,需要发愤图强之时,越文化和鲁迅精神是一种极好的铦锋利刃的抗争武器和刺激剂;但当民族需要稳定和凝聚之时,孔学的优秀成分也是不应废弃的精神纽带和黏合剂。儒者,柔也,而越文化与鲁迅,则属于刚。在稳定、开明的文化环境中,二者未尝不可以刚柔相济、文野互补、古今互惠。

  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建设应该超越狭隘的时间空间界限,广摄历代之精粹,博取各地域文化智慧之长,建构立足本土,又充分开放的壮丽辉煌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鲁迅和孔子,并非不能融合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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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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