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快50岁了,回到故乡,我把电影和文学带回来

字号: 戏剧影视  2019-05-20 11:48 来源:新华网
 

  “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2016年,贾樟柯说,他开始对知识精英无止境的内耗感到疲倦。

  那年底,他离开北京,回到故乡汾阳。他希望这样的距离能够让自己获得认识这个世界新的维度。

  这种改变不仅在“更新”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同时也在重塑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力。贾樟柯不再仅仅满足于用“电影”的视角观察这个时代,他选择跃入其中,成为被自己观察的一部分。

  2017年,由贾樟柯发起的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

  2019年,首届吕梁文学季在汾阳启航。作家莫言、余华、苏童等齐聚贾家庄。

  与此同时,贾家庄作家村、贾樟柯艺术中心、种子影院揭幕。

  贾樟柯宣布,最新电影《一个村庄的文学》开机。

  “快50岁了,回到故乡,我把电影和文学带回来。”他说。

  北青艺评:还挺好奇你会怎么去拍《一个村庄的文学》的。

  贾樟柯:《一个村庄的文学》我觉得它既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电影又是一个意外。为什么说蓄谋已久呢?我大概是在2005至2006年开始连续地拍了两个关于艺术家的作品纪录片,一个是关于刘小东的《东》,一个是关于服装设计师马可的《无用》。其实我原来对艺术家不感兴趣,我对拍艺术家也不感兴趣。但是我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把艺术家当作是一个知识群体的话,他们对于时代做出的回答、回应,其实有非常多精彩的东西。但是这些精彩的东西,因为人们已经不爱听他们说话了而变成越来越小众的话语。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首先我有了解的渴望,因为虽然我喜欢艺术,但是并没有机会很深入地去跟他们交流。通过一个电影去了解他们,把他们对于时代的回应,通过电影传递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连续拍了两部,一直想拍第三部。做导演都想拍“三部曲”,可能是有这个情结,但是第三部拍什么呢?我一开始因为想很快完成,就想拍建筑师,因为我们的人居环境和建筑对建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建筑师,特别是我想拍那种小城市的建筑师,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些事情的,他们有没有考虑这些事情,我觉得特别有趣。

  但是到后来这个就没有拍,我一直觉得我有个东西没有完成。但它又是一个意外,我一直筹备吕梁文学季,都没有想到要拍片。因为我知道,已经够忙了,不可能做别的事,也从来没动过拍片子的理念。但是我看到最后节目单出来之后,我开始想象一个8天的流水席,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者,来来去去,集中在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超现实的图景,突然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在流动,我觉得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在一起,好像应该去拍一个片子。我才想到去拍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它实际上从叙事上来说,是从一个乡村的文学聚会开始的,由这个文学聚会,带出了我所关注的一些人,包括像余华、包括像梁鸿,还有别的人物,但是在拍的过程中,还会发现新的人物,他们又是不同年龄段,不同生长背景的作家。每个人的作品史都是个人经验的精神历程。它跟个人密切相关,因为他写这些作品的过程,也是经历这些心境,这些情感的过程。所以我会将作家个人的个体经验和他文学中的情感经验会聚在一起,它从结构上可能最终会形成一个最近这几十年的一个精神的历史。我其实不是在拍乡土作家,而是说因为乡村的文学聚会,带来的这样一个文学与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图景。

  北青艺评:它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作家群像,背后所呈现的是一部精神史,而这一切又是从乡村出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好拍哪些人吗?

  贾樟柯:我们现在在拍余华、梁鸿,马上会拍贾平凹,其他人物也还在考虑,这三个是我相对来说更了解的。但是因为纪录片会有很多意外,在这个基础构思上,肯定会有很多新的人物,新的角度出现,慢慢地让它丰富起来。

  北青艺评:这些年,你做的很多事情都和故乡有关,特别是这次在村庄里建电影院、艺术中心,搞吕梁文学季,做这些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贾樟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北京,也长期地回到山西,所以我有两地的经验。两地的经验就比较容易看出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就是像北京这样的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文化资源相对来说是非常集中的。北京的电影放映会,读书会,演讲,几乎可能每天要赶场都赶不过来。但是在中小城市,它就变成一个稀缺的资源。

  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我们逐渐地会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就认为中小城市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不需要这些,或者是不欢迎不接受这些东西,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在误解之下的恶性循环。因为我自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不仅是我自己,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其实成长过程中都有很强烈的阅读的欲望和讲述的欲望。

  阅读的经验,它来自于对世界的不了解,比如说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它是很需要通过阅读来结交朋友。如果每一个作家是一个朋友的话,他是有这样一个精神需要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写,我觉得写这种生活,大概会滋生出人的表达欲望。无论是读还是写,都有很强的需求。但是很多写作者,无论是在初中还是在高中开始写作的人,可能逐渐地就不写了,或者说这个表达就停顿了,或者说阅读也越来越减少了,我们说的阅读是系统性的阅读,是纯文学的阅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想做一些资源流动的事情。

  我很不喜欢那种所谓基层文化,弄几个民歌,认为农村就是窗花、剪纸,它其实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精神需要了,不要说现在,80年代的我都满足不了,怎么满足2019年的当代人呢?所以拿电影来说,像我们的农村院线,我们在城里面看的电影院,都是2K的影像,影像很好的。但是农村院线是1.2K的,少了0.8K。我就觉得不平等在里面。

  北青艺评:文化上的不平等。

  贾樟柯:对,这很不平等,为什么给乡下人看,给小城市的人看就可以是影像质量比较差的作品?我正好是山西人,就选择在平遥做电影节,在吕梁做一个文学季。

  北青艺评:在北京,我的一些朋友也在给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她发现《安娜·卡列尼娜》有很多工人都很喜欢。

  贾樟柯:我们小城里文学素养高的人很多。这个确实不能这样去理解。文学素养文学感受敏感的人大有人在。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网络化的时代,任何的活动都有直播,目前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一个人在直播上分享一些来自远方的信息跟近在咫尺,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对于一个中小城市的爱好者来说,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北青艺评:对乡村的回归让我想到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梁漱溟他们说, 为什么中国文化要从乡村中着手建设呢?因为“乡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有形的根”。他的思路是创造新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您有想那么多吗?

  贾樟柯:我以前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我对共识越来越不感兴趣,它并不是说共识不重要,而是对于一个个体的感受而言。大量的时间整个文化讨论的都是陈旧的问题,那些问题或许能找到答案,或许不能。我们一直纠缠在一些老问题上,它会让我个人觉得疲倦。今年在讨论的问题,可能80年代已经讨论过很多回了。

  最近几年,我想去实际做一些事情。我的公共发言在减少,写作也在减少,但是做的事情在增加。在诸多的事情里面,我觉得创建平台很重要,也就是创建某座广场。如果说平遥电影展是一个关于电影的广场的话,吕梁文学季是一个关于文学的广场,让众多的声音能有一种交汇、碰撞的机遇。特别是我们在用办电影节的方法在做文学季,就是把精英的思想成果,很好地转化为公共资源,介绍给公众。

  广场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注重节目的编排,公共传播的可能性,它是一个由线下的公众参与互动到线上的一个立体模式,特别是八天的时间,它能形成某种聚光灯效应。当然不一定能够改变,但是我总觉得在我的成长阶段,阅读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事情,阅读是我们最主要的娱乐方法。我觉得为什么今天会认为阅读是一个很沉重,很累的事情,这是对阅读的妖魔化。我觉得如果能够重新提升人们对阅读的兴趣,这可能是吕梁文学季想做的事情。

  北青艺评:谈到乡村建设这个问题,现在各地也有很多模式,各种民间力量也在参与,这个过程中可能涉及多方的合作,政府、企业,你是怎么考虑的?

  贾樟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乡村建设你是参与不了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行政管理中,它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做的事情。但是在现在的经济模式之下,变得有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专门做乡村厕所的,他彻底改造乡村人居环境里面厕所的情况。也有人会着重于社区结构,如何建立保护传统的社区结构,比如说从农村的社区结构到城市单元,小区的社区结构,里面是有变化的。过去亲族、宗族、朋友、街坊邻居,那样的一种社区结构跟单元楼里彼此不认识的社区结构,它们之间是有共性的。很多做乡村建设的,在理解乡村的社区结构,通过建筑通过规划来保护这种社区结构,让人际结构不被居住和环境的改变所改变。也有人在做文化的项目,在乡村做书店,在乡村做文化设施。

  我关注的角度在于文化方面的双向流动。这个双向的流动,首先就是乡村它不单单是作为一个怀旧的存在,不单单是作为一个美化的田园存在,而乡村首先作为一种现实,怎么样在这个现实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注意它,或者是身体双脚能够再踏足乡村。这里面,文化的吸引力就比较重要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乡村的与中小城市的人怎么样去接触到新的资源,用新的资源带来新的观念。吕梁文学季,它的作用远远不是说具体我能带来多少人来到这个地方,为期八天的活动,能够产生多少的流量,这个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说双向的流动交汇在这个地方。在书斋里写作的大作家、编辑可以流动到一个最现实的生活场景里面,来讨论客观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乡村问题。在中小城市生活的人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来接受外来的目光或新的观点的一种冲击,这种双向的流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说卖几本书,或者说放几场电影能够取代的,它是一种经验的流动,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场景,这个场景的意义,不应该远远局限在此地,它应该有一种示范效应,让它可能会被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北青艺评:在这个过程里,资本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多人对资本充满了警惕。

  贾樟柯:因为我们接触资本没有经验,资本它可以带来某种巨大的能量能力,相对来说资本的摧毁性也确实很大。这种对资本的警惕跟划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资本的能力很大,所以它的建设性也非常巨大。目前的人类结构就靠商业来连接的,大到国家小到人和人之间,我们几乎都是在商业原则里面生活,商业在组织我们,你是逃不开商业的。所以怎样善用资本,在跟资本共处的时候,保持你的专业性跟独立性,你去影响资本,引导资本,当然也包括资本拥有者的见识跟他们的文化心态逐渐地合理化,这是问题的所在。所以资本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既不贬义也不褒义。

  北青艺评:它是一个中性词。

  贾樟柯:它是一个能量,这个能量你可以把它变成负能量,也可以把它变成正能量。但我曾经说过,这个时候需要一些强悍的人,能够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来共舞。这里面就包括了对资本的态度,你如果有一种意志力,有一种专业性,能够让资本发生相应的良性建设作用,那是非常重要的属性。乡村的诸多瓶颈里面,当然资金的瓶颈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北青艺评:确实很多很好的项目都夭折了,由于各种原因。所以需要不断探索一种新的模式。

  贾樟柯:目前在短暂的初期的阶段,乡村的建设主要还得靠情怀。因为真的没有太好的商业模式。在商业的逻辑里面,在短视的商业逻辑里面,目前没有太好的方法跟形态能够成为一个良性的商业模式。但是它需要开始,它需要摸索。它需要一个种子让它生长。

  北青艺评:就像我们的种子影院。

  贾樟柯:对。我们的运营部门测算下来,三十年都收不回成本。但是它确实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北青艺评:你曾经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离开这么久以后的回归,对故乡汾阳有什么新的感受和理解?

  贾樟柯:因为城市越来越强大,所以乡村的概念才越来越清晰,它们看起来是反义词,但是城市是因为乡村而存在的,城市这个概念,还是个美学概念,不单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是一种精神的概念,它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所以“从乡村出发写作”,中心词是“乡村”,但是它是一个更宽泛的观念。

  我总是做一个比喻,14亿中国人如果都在赶路的话,每个人其实都拎着一个行李,这个行李都是从乡村带来的,乡村是一个可以携带的概念。它有你的生活方法,它有你的伦理,有你的浸入到骨血里面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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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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